SDGs视野｜后疫情时代，可持续发展目标路在何方？

                                                                                                   

作者｜Albert

审核｜Richard Sage

编辑｜Blair

排版｜Zoe

（全文5000字，阅读时间为8-10分钟）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

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召开。峰会中，所有成员国共同制定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简称为SDGs）、169个具体子目标及211项目标指标体系，《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议程》正式颁布。自此，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未来15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指明了方向。

图1 来自剑桥大学和联合国的相关报告

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薛澜和关婷在《世界各国是如何执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一文中所指出，SDGs的制定标志着人类社会从传统工业化发展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尝试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变。同时，SDGs的传播和相关行动也是人类社会迄今最伟大的集体全球治理行动。

SDGs作为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的继承与迭代，除了保存消除贫困、卫生、教育、性别平等和全球伙伴关系等为优先事项外，更将千年发展目标未竟的新事业纳入其中，进一步突出了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优先任务，更加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从而超越了千年发展计划，形成了一套均衡全面的目标体系。基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统计伙伴关系、协调和能力建设高级别小组成员鲜祖德等人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对SDGs体系较为基本的内容阐释：

目标1-5分别是无贫困（No poverty）、零饥饿（Zero Hunger）、良好健康和福祉（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优质教育（Quality Education）、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这些目标反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和保障，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其中，消除贫困仍是总目标[1]，但同时更注意消除各种形式的贫困与饥饿，注重粮食安全、营养健康、教育公平与质量，关注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和实现平等。

目标6、7、13、14、15分别是安全饮水（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清洁能源（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气候变化行动（Climate Action）、水下生物（Life Under Water）和陆生生物（Life on Land）。上述目标反映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利用现代能源、开展海洋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体现地球生态安全理念。

目标8、9、11、12分别是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可持续城市和社区（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负责任消费和生产（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这些目标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包容、持久和可持续，使得所有人可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体现了经济持续繁荣理念。

目标10、16为减少不平等（Reduced Inequalities），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Institutions, Good Governance）。这两个目标反映了构建包容、公平正义与法治的社会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作用，体现了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平等的要求，体现了社会公正和谐理念。

目标17是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反映了全球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调动一切资源激发全球伙伴活力，协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体现提升伙伴关系的理念。

概括来看，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消除贫穷为总目标[1]，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核心，重点内容就是消除贫困和饥饿，促进经济增长; 全面推进社会进步，维护公平正义;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困难与挑战

尽管SDGs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发展目标体系，但SDGs的实施与执行并不完美，这首先体现在近年来在全球各地的落实状况。

剑桥大学出版的《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和《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出，多年来国家间和全球总体范围内均存在SDGs执行效果的匮乏，如全球范围内SDG 15：陆上生态系统（Life on Land）的落实基本未取得进展，自2010年以来得分均维持在58分左右，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得分甚至出现了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发达国家的比利时在控制本国化石能源及重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碳排放交易价格调控等方面缺少明显建树，在SDG 13:气候变化行动（Climate Action）得分持续停滞和倒退等。

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践行SDGs的步伐首次出现全面倒退，许多领域多年的积累和进步化为乌有。

剑桥大学可持续发展报告每年对全球国家履行所有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均进行了评估，并以绿色代表有效进展、黄色代表缓慢增长或停滞、红色则代表倒退。下图左右分别为报告中2020年和2021年绝大多数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情况，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绝大多数的国家对应的评估结果均为停滞或缓慢增长的橙黄色和代表倒退的红色，而绿色所代表的有效进展也仅是零散分布于诸如SDG 1：无贫困（No Poverty）等目标落实难度本就较低的领域。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图2 2020与2021年经合组织国家SDGs执行情况

在近日发布的《联合国秘书长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中，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刘振民具体说明了当前疫情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灾难性影响。其具体包括：

• 2020年陷入贫困的人口数量增加了1.19到1.24亿人；
• 2.5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流失；
• 在疫情前就已经出现上升的饥饿人口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至8300万到1.32亿人；
• 未能达到最低阅读熟练水平的儿童和青年人数增加了1.01亿人，抹去了最近二十年来在教育领域所实现的发展成果；
• 危机持续蔓延的同时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16亿非正规经济领域劳动者的生计面临更大的威胁，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许多国家出现显著上升；
• 女性和女童面临的家庭暴力激增；
• 受到疫情影响，未来十年内将有多达1000万女童面临童婚风险。
  
  

而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支持系统而言，问题同样明显：

• 与2019年相比，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减少了40%，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显著上升；
• 全球商品贸易额预计将下滑5.6%；
• 尽管政府发展援助净值在2020年增加至1610亿美元，但仍然未能满足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需求，同时也未能达到长期订立的发展援助达到国民总投资额0.7%的目标。
  
  

同时，副秘书长也指出未来的18个月的决策科学性和行动有效性是能否实现低碳包容复苏的关键。以绿色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低碳复苏虽已在路上，但以促进性别平等、弱势群体保护和国际公平正义为目标的包容复苏仍存在巨大的未知数。尽管副秘书长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仍抱有期望，但严峻的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目前所做出的努力并不足以在2030实现我们对今世后代的承诺。特别在疫情的长期影响之下，我们正处在未知的十字路口之中。

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发展概述与现实案例

在此种背景下，针对SDGs体系的质疑和反思也逐渐涌现。有的学者认为SDGs仅关注了发展问题，未关注发展中与发达国家间的资源分配问题；有的学者认为SDGs过于宏大，缺乏有效的实施路径等。种种质疑的持续发出，会严重消解SDGs对于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治理效能。正是基于此类质疑，国际社会及学界近年来致力于探索如何将SDGs进行贴合不同国家国情和不同目标要求的本地化。SDGs的本地化也被视为“拯救”SDGs体系的重要途径。

SDGs是整体的、一致的，但各国在认知、践行SDGs所遇到的问题、短板和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与治理结构则是不同的、独特的。正如巴黎峰会所指出，世界各国在应对SDG 13：气候变化行动（Climate Action）中负有“共同而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SDGs Localization）应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视角出发去解构和重构SDGs的实施路径，以求通过在实践场域中获得多元、动态的治理实践，去发展针对SDGs本身情景化、具体化的“知识”，同样是为了最终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要尝试。

依据中国、东盟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考证，本地化（Localization）的创意起源于千年发展目标时期。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可被定义为通过增强国家和地方政策的连贯性、凝聚力、协调性和合作性，将全球治理目标整合入地方发展计划，赋能多元共治的创新性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与实践。其大致内容则主要包括赋能政策与制度环境、多方参与、数据监管、资金支持和创新引领等。此议题如今正逐渐获得来自国内外实践领域和学界的关注。

在实践领域，中国作为首先出台《中国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的联合国成员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过程中过程中负有艰巨的责任。中国于2018年和2019年分别批复了太原、桂林、深圳、郴州、临沧和承德等六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各自针对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特色建设。这是中国探索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的新尝试和新征程，也是中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根据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和WWF合作的中国省级行政单位执行可持续发展情况的报告，单单是中国的各地区之间，便存在着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同的短板和诉求，可持续发展本地化的实践应用潜力巨大。

图3 体现可持续发展本地化的相关报告

而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国家也在通过地方政府、非政治组织、商业力量等多种治理主体和多种途径探索最符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之路。例如美国在城市层面上通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SDSN）制定“美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US Cities SDG Index），进而通过城市自助申请和竞标确定可持续发展转型先驱城市。这区别于中国自上而下的政策传导方式，体现了城市横向联合和政策横向扩散的潜力。而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则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参与青年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城市交通服务转型的方式进一步落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图4 韧性战略与全球政策联盟

除了实践领域，该议题在学界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国外学界，南非学者曾以克莱斯勒基金会的韧性城市网络于开普敦的实践来探究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路径，然而这一方式在东亚各国并未出现；巴西学者以巴西利亚地区实现SDG 6（水和卫生）的案例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提供了细致的解读；隆德大学学者以坦桑尼亚为例，介绍了这个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之路。而在国内学界，相关案例研究尚未真正出现。

目前，全球范围内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的探索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而不同的国家面临的不同问题也在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下变得更为复杂。面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突破瓶颈和实现低碳包容复苏的现实需求，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这一被寄予厚望的领域需要更多来自学界和实践领域的声音和思考。可持续发展本地化为我们展现了现实治理中针对复杂而多元的问题需要的意识和实践取向，更对未来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我们一天一天走向2030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SDGs并不是人类自我实现的童话，而是我们必须依靠共同的而有区别的智慧和努力才能达成的现实目标。

参考文献

[1]编者注：引述原文中“以消除贫穷为总目标”的结论来源于对“2000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在此基础上，可持续发展体系不断完善其他核心内容及其框架结构。

[2]关婷,薛澜.世界各国是如何执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1):11-20.

[3]鲜祖德,巴运红,成金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及其政策关联研究[J].统计研究,2021,38(01):4-14.

[4]Sachs, J., Schmidt-Traub, G., Kroll, C., Lafortune, G., Fuller, G., Woelm,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COVID-19 [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

[5]Jeffrey D. Sachs, Christian Kroll, Guillaume Lafortune, Grayson Fuller, and Finn Woel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The Decade of Ac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

[6]薛澜,翁凌飞.中国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机遇和挑战[J].中国软科学,2017(01):1-12.

[7]周全,董战峰,吴语晗,葛察忠,李红祥.中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分析与对策[J].中国环境管理,2019,11(01):23-28.

[8]朱旭峰,张超.“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01):170-176.

[9]朱旭峰,李楠等.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地方评价 和展望研究报告 ——基于2004-2017 年省级数据的测算[R].中国:世界自然基金（瑞士），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2018.

[10]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Committee on Statistics. Data and statistic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outcomes of subregional consultations on the collective vision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E/ESCAP/CST(5)/INF/4) [R]. Thailand, 2016.

[11] UN Economic and Social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Regional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ECE Region Annotated provisional agenda for the first session (ECE/AC.25/2017/1) [R]. Geneva, 2017.

[12] Paavani Reddy et al. SDG Localization in ASEAN: Experiences in Shaping Policy and Implement Pathways[R]. Thailand: ASEAN, CHINA, UNDP,2019.

[13] Sylvia Croese, Cayley Green, Gareth Morgan. Localiz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rough the Lens of Urban Resilience: Lessons and Learnings from 100 Resilient Cities and Cape Town[J]. Sustainability, 2020,12(2):550-550.

[14] Carvalho Rodrigo Coelho de; Nahas Maria Inês Pedrosa; Heller Léo.Loc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6: An Assessment of Equitable Access to Sanitation in a Brazilian Metropolitan Region[J].Sustainability,2020,12(17):6776-6776.

[15] Jönsson Kristina; Bexell Magdalena. Localiz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case of Tanzania[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20,39(2):181-196.

[16]联合国.联合国报告：未来18个月是全球努力推动复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EB/OL].https://news.un.org/zh/story/2021/07/1087472,202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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